【全國兩會“上海聲音”系列報道之五】

“發言前，我先祝在座的女同胞們節日快樂！”3月8日下午，上海代表團小組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男代表們開場白“空前”一致，有人問女代表：“會務組精心準備的蛋糕嘗了嗎？”

“美意謝了，真沒時間！”簡潔的會場，沒有鮮花，沒有掌聲，卻充滿“女性友好”氣氛。

這一天，會議滿檔。上午，代表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第二次全體會議，下午回到駐地北京飯店接著開會，分組審議。恰逢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代表提交議案截止日，向來以“敢說、能說、會說”著稱的上海團女代表們，來不及品嘗節日的甜點，直到交議案前最后一刻，她們還在“摳字眼”，尤其是那份聚焦婦女兒童權益的議案。全國兩會前，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上海富申評估咨詢集團董事長樊蕓代表提出的這份議案，在會簽中就得到代表們廣泛附議。

三八婦女節這天，婦女權益保護再次成為上海團人大代表最關心的議題。

為了“她”，他們很忙

“殘害婦女兒童、老年人等挑戰法律和倫理底線的犯罪，論罪當判死刑的，依法判處并核準死刑。”

“嚴懲收買、不解救、阻礙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犯罪。”

3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分別做工作報告，這兩句話重錘出擊、擲地有聲。全社會對婦女權益保護的高度重視，是這個婦女節的最好禮物。

樊蕓代表說：“之前全國人大關于婦女兒童保護法來征求意見，一個月不到就有42萬條意見。我將議案帶到北京，又根據刑法和婦女兒童保護法，再思考再調整再修改。對拐賣收買婦女兒童，我覺得，法律要加大制裁——執法是最好的普法，同時要讓違法犯罪分子在法律面前受到懲罰。”

“建議將刑法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罪’和第241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合并成為‘拐賣、買受婦女、兒童罪’，買賣同罪同罰，以期最大限度減少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發生。”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潘向黎代表赴京前也提出一份相關議案，亦獲上海代表團超過30名代表聯名，滿足議案提出人數要求，更以上海團議案一貫的高質量，提出諸多高水準專業建議。比如議案建議，可以設定一個過渡期，在一定期限內買受方可以用自愿放人來爭取寬大處理。這樣一來，這些人中有的會經過權衡、選擇“放人”來爭取減罪和徹底免罪，有的會因為不肯終止犯罪而受到嚴懲，這將從正反兩方面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造成夾擊之勢，也給一些迷途知返者的減罪、無罪留一個出路，為解救盡可能多的被拐婦女兒童留出時間，達到打擊犯罪和解救受害者的同步效果。

關注婦女兒童的權益，上海團的男同胞們也很上心。小組會議剛結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國民代表就忙著一個個找代表簽字。陳國民要提交的這份建議，聚焦關心精神、智力障礙的婦女，呼吁更多社會力量幫助婦女中的弱勢群體。

陳國民說：“對精神障礙女性的服務培訓，培訓什么？需要教材嗎？需要經費嗎？需要方法嗎？讓基層讓社區能夠參與進來，而不是把她們推出去，對（精神、智力障礙女性）她們來講，需要融入這個社會，需要在社區生活。”

在滬全國人大代表正在審議報告。 李娜攝

仔細斟酌修法細節，守住社會底線

針對國家打擊拐賣婦女犯罪的雷霆之勢，代表們拍手稱快，談到修法細節，代表們則認真仔細對法律條文逐字逐句斟酌、討論。

“原來法律中‘拐賣’和‘收買’這些詞匯，不足以反映婦女兒童權益被侵害的現狀。除了加大刑罰，買賣同罪，還需要更名。”樊蕓說。

現實中，收買被拐婦女的行為常常伴隨非法拘禁、強奸、故意傷害等。這些重罪被統一稱為“買媳婦”。法律實踐中，數罪并罰的判例很少，絕大部分對收買被拐婦女的處罰較輕。

“人不是商品，不可以買賣——這是最基本的社會底線。”樊蕓強調。

樊云代表在審議時發言。張弛 攝

“只有法律充分尊重‘人’，才能起到應有的懲惡揚善、震懾犯罪、保護社會、喚醒人心、引領風氣的作用。”潘向黎說。

“將掛牌督辦一批久偵未破、影響惡劣的重大案件”——公安部在“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通報中強調，要辦“大案”“要案”，這是檢驗此次專項行動辦案力度、治理成效的試金石，也是“買方市場治理難”的突破口。

被拐婦女解救后的救助應具有針對性和持續性。“國家財政預算應該拿出一部分專項資金，用于被拐婦女后續救助，例如心理安撫和身體康復，各級婦聯組織和社會公益組織應該共同參與進來。”代表們一致認為，解救和救助工作還可以做得更細一些，對人口拐賣較多的地區，依據大數據，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基礎上開展摸排，例如詢問本人真實姓名、結婚意愿，和老家是否有聯系等，尤其是對已提出離婚的被拐婦女，應詳盡完成多年前被拐事實的查證，充分尊重她們的選擇，完成對歷史欠賬的彌補，這也是人心所向。

“女性友好社會”是“生育友好社會”的前提

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已是當前的社會事實。在鼓勵生育的大背景下，一些壓力由于結構性因素轉嫁到企業和個人身上，這使職場女性處于不利地位，“在國家和地方財政支出中設立專項生育獎勵資金，對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的家庭給予一次性財政獎勵。同時，在個稅抵扣方面，根據家庭孩子數量給予相應免稅額度或適當降低稅率。”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兆安代表說。

“建立個人、家庭、企業、政府合理分擔機制，全方位支持保障女性權益、減輕女性育兒壓力，全面保障家庭發展，從根源上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太平洋醫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燕芳代表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發言時，說出了廣大女性同胞的心聲。

雖然法律層面禁止各類性別歧視，但一些觀念隨著社會慣性還一直存在。例如，只有女性求職者才會被問及“如何平衡家庭與事業”這樣的問題，女性也“天然地”承擔更多家務和育兒工作……

陳晶瑩代表在審議時講述了在基層立法聯系點履職的經歷。張弛 攝

農工黨中央委員、上海市委副主委陳晶瑩代表說，在一次基層立法聯系點座談會上，一位在上海居住了35年的菲律賓籍女士建議，應要求企業招工時公布男女職工錄取比例，用法律監督保障女性在求職中享有公平的機會。

“延長男性帶薪育兒假并強制執行，分擔女性育兒壓力，縮小就業中因產假差異導致的性別歧視。當前，國內大部分城市父親的育兒假只有5至10天，建議將男性帶薪育兒假延長至30天，并強制執行，強化父親育兒責任。”周燕芳代表說。

最新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回應了就業性別歧視、性侵害、性騷擾等社會痛點、難點問題。隨著法律調整，相應的配套制度和觀念也應跟上，讓法律在全社會入腦入心，“女性友好”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是“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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