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物》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引發輿論熱議。文章呈現了在外賣平臺公司系統的壓迫下，騎手受到派送時間不合理、規劃路線含逆行、超時高額罰款等多重問題的困擾。

這一案例也受到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姚建華的關注。在他看來，該案例逐步解析了當前社會勞動中存在的勞動力商品化問題以及人們對技術剝削的反抗。

姚建華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社會學系博士，研究方向聚焦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數字勞動、人工智能與未來勞動。

近日，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姚建華《數字勞動：理論前沿與在地經驗》一書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無論是利用等待的時間刷抖音發評論，還是隨時更新朋友圈、展開點贊式的網絡社交、上傳實時的各類數據……究竟該如何理解這些被概括為“數字勞動”的活計？我們在互聯網上的每一次瀏覽、發布、轉發、點贊、評論都在為“誰”打工？姚建華在其近日出版的《數字勞動：理論前沿與在地經驗》一書中，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上述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所謂“數字勞動”一詞，姚建華在書中作了界定：數字勞動囊括了信息與傳播技術（ICTs）和數字技術產業鏈上的所有勞動，涉及數字媒體生產、流通與使用所需的各種體力和腦力勞動。

姚建華認為，“數字勞動”與19世紀血汗工廠中“面對面”發生的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壓迫看似具有延續性，實際上，它在實現方式上已經發生了某種重要的變化。媒介技術打破了舊的時間觀和規律的生活節奏，逆轉了鐘表分割時間的作用，使得時間亦“流動”與再次“混沌”了起來。不管勞動者現在應該處于什么樣的私人時間，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電話與網絡能夠通達之處，雇主便可以吸納這種時間“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鐘表確定的上班/下班時間沒有了清晰的邊界，這才令非生產時間在資本面前蕩然無存，時間繼而被消滅了。

在他看來，數字技術革命的影響是全球性的，進而催生數字資本主義的崛起和擴張。值得關注的是，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變得更加社會化和個人化，傳統組織化、固態化的生產方式和資本變現方式被高度靈活、個人化、零工化的生產方式替代了，非穩定就業、靈活勞動、彈性工作等，被冠以自由的名義，遮蔽了資本的豪奪和剝削。這種用工模式徹底改變了勞動力雇傭關系，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勞動者的身份認同。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兼黨委書記張濤甫在為姚建華《數字勞動：理論前沿與在地經驗》一書所作的序中指出，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具體實踐中，“數字勞動”表現出不同于數字資本主義語境的特征，中國在充分利用“數字勞動”之利的前提下，并未放任資本的資本主義化，而是利用制度優勢，遏制資本對勞動的反噬。近年來一系列的規制行動，遏制了被資本綁架的流量經濟的非理性繁榮，拆解了數字技術與資本的合謀，從而將數字勞動納入到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框架之內。對于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更需要中國社會的最大常量去解決中國社會的最大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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