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燒五個人的飯呢!”58歲的施惠琴是崇明向化鎮向化村村民。崇明人的廚房里通常少不了燒柴火的土灶，她家用的卻是液化氣和電飯煲。搭伙吃飯的五人，除了施惠琴和她丈夫，還有來自村里不同家庭的三位老人。她們吃住在施惠琴家，由她照護，每人支付一定的費用。

　　這種自發形成的互助養老模式，崇明當地人稱“民間養老”。采用“民間養老”模式的，光向化鎮最多時就有4家，前后達10年光景。

　　互助養老的興起，折射出島上養老發展模式選擇的多元化。以向化鎮為例，現有70歲—79歲的戶籍老人3795人，80歲—89歲1695人，90歲以上306人。雖然鎮公辦的養老機構設施完善、床位也有空余，但受觀念、經費、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互助養老應運而生，農村地區對低端養老存在更多需求。

　　如何探索適合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的模式？對目前自發形成的互助養老模式，是禁止還是支持？記者在向化鎮進行了采訪。

　　“照料她們如照顧自己長輩”

　　施惠琴照護的三位老人都是本村村民。兩位是她遠房親戚，一位是她的鄰居。

　　85歲的毛彩琴眼睛不好，出門要坐輪椅，她的兒子在上海市區打工；80歲的王品芬患有輕度癡呆，出門也要坐輪椅，兩個女兒都在市區工作，她獨自一人留在村里；86歲的顧秀芳倒是可以自己走動，但是患腦梗，上廁所需要人照護，她的兒子、女兒都在市區工作。

　　施惠琴是三位老人的晚輩，從小和她們的子女一起讀書、玩耍，“都是要好的伙伴，現在他們都在外面工作，母親年紀大了，就托付給我”。盡管快到60歲了，施惠琴卻精力充沛，說話嗓門大，頭發烏黑，笑起來一口整齊的牙齒。大家夸她年輕，她拍拍發福的肚子：“肚子大，皮膚黑，不像城里人呀，顯老！”

　　她要做的事多且雜，一大早就趕到鎮上集市買菜。她家大院的菜園里種了青菜、番茄、茄子、芋艿好幾個品種。“也不能全吃菜園里的，要換換口味。”刮臺風那幾天，她一口氣買了好多菜，儲備在家里。

　　她家很早就不燒大灶了，用的是液化氣。廚房里配了微波爐、電飯鍋、電水壺等電器，還特地打了一整面的壁櫥，里面疊放著一摞摞餐具。透過紗窗，看到一碗切好的五花肉。“今天的主菜是紅燒肉！”她笑著說，這是自己的拿手菜，平時還會給老人包蛋餃、蒸獅子頭、弄只烤鴨啥的，“反正每天都換花樣，如果燒魚，只能吃青魚，沒有骨頭嘛，老人吃起來方便”。

　　院子里的晾衣竿上晾著好幾件衣服，洗手池旁有一口井，施惠琴就用這井水來洗衣服。問她為啥不用洗衣機省點力氣，施惠琴擺擺手說：“老人換下來的衣服不能混在一起洗。”

　　三位阿婆都患有慢性病，毛彩琴患糖尿病、高血壓，顧秀芳患腦梗……施惠琴記著她們各自要吃的藥。別人提醒她：“最好找個本子記下來，誰吃什么藥，打個鉤。”施惠琴點點頭，聽進去了。夏天天氣熱，老人躺在床上休息，屋里開了空調，頭頂的電風扇也在呼呼地吹。客廳的墻上掛著一臺42口寸的液晶電視機，午睡起來的阿婆會看看電視，聊聊陳年往事。施惠琴如果手上沒活，也會和她們聊聊天。

　　到了傍晚，太陽落山了，鄉村田野里吹來一陣陣風。這時，施惠琴放下手中的活，推著輪椅，讓阿婆出來乘乘涼、透透氣。腿腳好的顧阿婆自己走兩圈，活動范圍也就在宅前屋后。這也是老人們一天中比較愜意的時候。

　　身兼數職的施惠琴，是大廚，是洗衣婦，是陪聊，還是看護員。她最勞神的活兒，是每天要幫老人擦身、換衣、清理大小便。老人床邊擺著一張古舊的木椅，仔細一看，是一把改裝過的椅子，坐墊下面有個便盆。老人內急時，施惠琴要來攙扶一把。所以，施惠琴和老人住在一起，老人起夜要方便，按一下墻上的鈴，她就爬起來幫忙。

　　這些瑣碎而耗力的活，日復一日。“我這輩子就是吃苦耐勞。”施惠琴說，“幾位阿婆看著我從小長大的，我照料她們就如照顧自己的長輩。”她當然也有自己的考慮，老人在她這里吃住也支付一定的費用，一個月通常在1200元—1500元。這樣她就多了一筆收入。

　　辦這個養老場所，家人里都很支持。一年里，丈夫有三個月在外打工，其余時間就幫她一起干雜活。在市區工作的兒子一家周末回崇明，也會搭一下手。這時，施惠琴就會感到輕松一點。

　　簡易養老場所暗藏消防隱患

　　施惠琴家住了三位老人，房間里卻擺著八張床。“以前最多時，屋子里住著七八個老人呢。”她說的是輔房，這是主樓旁的兩間平房。帶客廳的大的那間放著四張床，住兩位老人，小的那間也擺著四張床。施惠琴和另一位老人一起住，剩下的床都空著。

　　這個輔房前年新裝修過，墻磚裝飾看起來挺新。“人工費漲得厲害，當時花了30萬元。”施惠琴說。

　　相比之下，主樓顯得比較老舊。靠西邊的一間房堆著各種雜物，門窗的玻璃破損了，也不見修補。主樓廚房間打掃得挺干凈，但看得出有些歲月了。

　　為什么主樓不舍得翻修，卻舍得在輔房上投入？

　　按照崇明的習俗，主樓是主人居住的，施惠琴是為了半夜照顧老人才住進輔房。兒子回家時都住主樓。

　　一般情況下，輔房的條件比主樓差不少，不少村民是用來放農具的。翻修前，施惠琴家的輔房也很簡陋，而這么多老人集中住在一起，隱患不少。

　　“你知道的，崇明的房子都是磚木結構。耐火等級低。”向化鎮副鎮長周利說，輔房的消防通道狹窄，一旦發生火災，缺乏疏通渠道，如果按照養老機構的標準，這些輔房根本不達標。

　　為了改善老人們的住宿條件，同時也提升安全系數，施惠琴家重修了輔房，屋外還裝了兩個消防栓。不過即便如此，離正規的消防標準還是有距離。

　　崇明區類似這樣的互助養老場所還有幾家，有的人家輔房條件更差，集中照護的老人卻達八九位，這就引起了消防等部門的注意。

　　民間互助養老，這是村民自發興起的新事物，卻給有關鄉鎮出了道難題：從情感角度上看，這種養老模式滿足了部分老人的養老需求，住在施惠琴家的三位老人，子女都不在身邊。如果獨自留老人在家，身體好還行，如果身弱患病，甚至沒有自理能力，這些老人該何去何從？而從安全等問題看，確實隱患重重。不僅是硬件設施沒到位，老人們的安全防護意識也很薄弱，一旦發生火災，這些老人如何疏散？

　　“住的老人越多，規模越大，風險也越大。”崇明區民政局副局長楊中健說，因為消防等條件受限，要把這個互助養老模式合法化有一定難度，而政府部門也不能坐視不管。

　　有幾家設施條件太差的民間養老場所一度被叫停，但是也沒有全部禁止，而是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施惠琴家的幾個床位就保留了下來。

　　公辦養老院還有些床位空著

　　向化鎮上有一家公辦養老院，擁有40多張床位，但一直沒住滿。

　　村民管這個養老院叫“福利院”。在傳統觀念里，往往將養老院看成是“孤老院”“老年收容所”“福利院”，不但子女覺得面子上掛不住，老人也不愿意去住。而把老人放到鄰居家照護，村民們倒沒啥說法。

　　不過，村民們的觀念也在變化。鎮上在大力改造養老院，增加硬件設施，提升軟件水平。去年11月29日，煥然一新的向化鎮養老院落成，床位從改造前的40個增加到121個。

　　鎮政府在價格上打出了親民牌。在市區，差不多品質的養老院，一個床位的收費標準在4700元/月左右，郊區則是2890元—4300元/月，而崇明更低一些，在2500元—3800元/月。

　　“我們這個養老院，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在崇明東部地區都排在前列，最高收費也不超過2900元。”周利說，向化鎮撥了一筆補貼，一般重度失能老人收費在2600元，包括床位、伙食和護理，如果是低保戶，再加上長護險補貼，最低1900元就可以住進來。

　　村鎮干部一家家上門做推廣。品質大幅提升、性價比超高，新落成的養老院吸引了一批村民。一番權衡比較，不少老人選擇住進養老院。原來在施惠琴家托付的老人有五位，有兩位已搬進了鎮上養老院。

　　養老院的價格有吸引力，但對有些家庭來說，還是太高。向化鎮人大代表龔麗萍是司法所調解員，調解過不少養老矛盾。按照崇明風俗，老人的財產留給兒子不給女兒。而老人進養老院的費用一般需要子女分攤。嫁出去的女兒不想分攤這筆費用，而兒子也不想獨自承擔，為了這事，有的家庭甚至鬧起來，僵持不下。而民間養老院正好解決了這個難題。

　　“老人養老金每月1200元，鄰居家開的床位費，正好把老人這筆養老金抵消，家庭矛盾也就沒了。”龔麗萍說。“別小看這幾百元，老人就這么點養老金。如果子女條件也不太好，這可能就是一家人矛盾的觸發點。”

　　有的家庭并沒有這個矛盾，但也苦于費用的門檻，有村民坦言：“我們看過新的養老院，條件確實好，雖然政府有補貼，但還是支付不起啊。”

　　目前，向化鎮養老院121張床位已住進來90位老人，還有些床位空著。疫情期間，養老院管理比較嚴格，不方便家人探望。“有的老人覺得受限制，寧愿待在家里。”周利說，養老院的收費不算高，但相比民間養老還是高的。鎮上也在想辦法增加補貼，希望能為老人再減免部分費用。

　　家庭互助養老納入政府管理

　　按照崇明的風俗，上了年紀的老人不好隨意搬離。有的老人住在施惠琴家已經好幾年了，施惠琴也想辦個證，“沒有證件，算是違規經營，總覺得不踏實”。

　　她知道這證很難辦，而村里把她家納入了日常管理。“村干部時不時上門關心，提醒我們要注意消防安全、食品衛生。有時叮囑我不要用老式蚊香，要用電蚊香。”

　　周末，子女提著水果、蛋糕來探望老人，并關照施惠琴多做點好吃的。施惠琴叫他們放心，“都在一個鍋子里吃飯的”。托養費用是口頭商議的，他們沒有簽很正規的協議。施惠琴對這個并不在意：“都是鄉親嘛，有信任，有的三月一付，有的一月一付。”

　　住在施惠琴家的老人失能失智居多，如果出現風險，怎么應對？這樣的顧慮也不是沒有。這幾年，她也遇到一些緊急情況。有位老人狀況不好了，施惠琴連忙打電話給她女兒，對方一邊從市區往崇明趕，一邊讓她先送老人去醫院。“我二話沒說叫了出租，把老人抬上去，開到城橋中心醫院，幫她先墊付了費用。”

　　在崇明區，在家開養老院的一般都是夫妻檔。夫妻倆身體都要好，都是任勞任怨型。向化鎮上有一戶年近退休的夫妻，操持著一個家庭養老院，同時照護著五六位老人。今年，男主人心臟病突發去世了，女主人無力再辦養老院，就讓家屬把托付的老人都接回去了。

　　施惠琴暫時沒有這樣的憂慮，她關心的是，如果這些老人接回去后，誰來照護呢？

　　鎮上排摸了一下基本養老情況。目前，向化鎮80歲以上的老人占三分之一。未來五年中，有照護需求的老人將近200名，而當前鎮級養老院的床位數僅121個。現在的養老床位即使還空出不少，但接下來也未必能全部解決問題。

　　“公辦養老院床位不夠，家庭互助養老可以作為一種有益的補充。”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副主任委員張辰認為，上海遠郊地區的老人一輩子生活在自己的村莊里，也期待在自己熟悉的家鄉安享晚年。她建議，政府能夠對這種托養模式加以規范，并研究通過民事關系引導托養雙方明確各自權責。“在崇明、松江等農村地區都存在這種模式，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去年疫情防控期間，市民政局做過一次排摸，要求將這些場所參照養老機構納入疫情防控全覆蓋管理。在他們看來，這種依托熟人社區、非正式的托養模式，不屬于規范的養老機構，但其在客觀上滿足了遠郊地區農村老年人不離鄉土的托養照護需求。市民政局表示，總的思路是，要將其納入政府相關管理范疇，不能置之不理或簡單予以取締，而是要疏堵結合，引導其規范發展，并加強有關風險防范的宣傳，提醒托養雙方簽訂書面合同，引導老年人的子女履行監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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