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想象力、創造力 抬升當代電影創作地平線
激活想象力、創造力 抬升當代電影創作地平線
李建強
■跳出原來已經相對固化、供給過剩的領域和樣本,讓思想沖破牢籠,用創意開發市場,給觀眾帶來更多更好的觀影體驗,只有這樣,才能滿足當代觀眾不斷提升的審美需求,才會對創作不斷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才可能更好地實現電影共同體美學的建構
■只有當我們的產品充滿想象力和創造性,兼有服務經濟和體驗經濟雙重刻度,向消費的縱深擴展,它的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才會完全呈現,電影的精品戰略也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近年來,一些電影精品的創作越來越富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給人以莫大的精神沖擊和審美感召。不過,不少研究認為,不是所有的電影都需要想象力,只有那種“具有超現實、后假定性美學和寓言性特征的電影”才能進入想象力消費的行列,才具有想象力消費的品質。對此,筆者覺得似有辨析和匡正的必要。
眾所周知,電影藝術本身就是想象力的產物。電影浩瀚的時空足以承載無窮的想象力,任何內容、題材、形式、風格的電影,包括現在主打的新主流大片,都可以而且應該具有想象力,因為這是決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創造力、能否贏得觀眾的重要標準之一,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在Z世代和千禧一代已經成為主體觀眾群的當下。
前不久上映的電影《1921》,描繪的是百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征程。按常規思路,這樣重大嚴肅的革命歷史題材,必當用如椽寫實、中規中矩的筆法,不能隨便越雷池一步。而該片主創團隊一開始就明確:《1921》不僅要“完成敘事”,更要“完成對話”,讓新時代的觀眾觸摸到百年前的歷史溫度。用黃建新導演的話說:“我們想的不是應景之作,而是一部真正好看的電影。”整部影片充滿了想象力,將歷史、抒情、紀實、驚險等多種手段糅合在一起,是一部神采飛揚、致敬歷史、點燃當下的作品,看后令人浮想聯翩、思緒萬千。
同樣,以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李大釗為原型的電影《革命者》,擺脫寫實主義電影的經驗范疇,“以一種類似齒輪咬合傳動系統式的精密性,將早期共產主義革命者的‘初心’情動化”,激情四溢,將早期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嵌入每一個受眾的心里。特別是該片呈現毛澤東、陳獨秀等的獨特視點,表現張學良、蔣介石、吳郁文等的別樣視角,出神入化人物,迭代重組歷史,以前所未有的表述和顯現,給人以不盡的聯想和想象,大大延伸了電影想象力消費的地平線。
像《1921》《革命者》這樣傳統的歷史正劇都可以如此掙脫羈絆、神思飛越,還有什么題材不可以充滿想象力、不可以別具一格呢?從近期一批新主流大片出奇制勝的成功實踐來看,我們實在沒有必要人為地設定想象力的疆域地界。跳出原來已經相對固化、供給過剩的領域和樣本,讓思想沖破牢籠,用創意開發市場,給觀眾帶來更多更好的觀影體驗,只有這樣,才能滿足當代觀眾不斷提升的審美需求,才會對創作不斷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才可能更好地實現電影共同體美學的建構。
由此,筆者想呼喚兩點:一是善于用消費想象力去引導想象力消費。想象力消費是對觀眾而言的,消費想象力主要是對生產者而說的。兩者之間的無縫對接,正是當代電影藝術新的爆發點,F在我們越來越清楚,一個影像故事主要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有時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讓觀眾能夠接受它,要給觀眾留有充分想象的可能和空間。特別是進入新消費時代以后,觀眾更多需要的常常不再是靜態的情感宣泄,而是一種自我投射、自我沉浸、自我定位;是通過影像確證家國情懷、感悟自我標識。因此,對于創作者來說,既要了解自己擅長什么、表現什么、主打什么,更要知曉觀眾想看什么、認同什么、會意什么,注重想象力的接續、傳遞和生發。
新近有兩部主流作品就很有說服力。一部是《柳青》。影片是根據柳青的女兒所著傳記改編的。由于受到情感和身份定位的限制,柳青在片中所有的行為都是依照“可敬的父輩”“人民的作家”的基調來鋪設的。過分恒定和完滿的人格預設,使觀眾可以發揮的想象空間比較有限,再加上年輕觀眾對柳青這個歷史人物缺乏了解,難免有一種遠隔千里的感覺,難以產生同頻共振(影片拍得相當認真、相當用心,但最終只是被淹沒在波瀾不驚的影市“一日游”榜單里)。另一部是《守島人》。同樣以真實的模范人物作為拍攝對象,但影片從日常入手,通過人物一次次在守與走、得與失、苦與樂中的心靈博弈,將人物放在平凡與非凡之間轉換、游弋和掙扎,布滿了生活的質感和可以擴張的精神矢量,正是這一系列潛伏的心理留白和空間,帶動了觀眾的想象力消費,最終票房超過1.37億元(與同期上映的《柳青》形成對照)?梢,一部作品想要獲得市場預期,應在制作過程中驅動消費想象力,特別是要善于把觀眾的愿望、立場和趣味吸納進來,用消費想象力去引導想象力消費,留出更多的罅隙和空缺,讓觀眾通過自我感悟來加以補充和縫合,這對于引導和鏈接消費都甚是重要。
二是善于創造和坐實各種新的想象力消費點。電影潛藏的魅力無所不在,傳統電影與觀眾之間的互動較多依賴的是視覺和聽覺,主要作用于人的神經元,在大腦皮層相關區域形成興奮曲線。實際上,電影的每一個橫斷面,包括選題內容、情感格調、敘事方式、風格呈現,甚至排映方式、影片預告和檔期安排等,都可能影響觀眾的消費傾向,有些甚至較之前者更能夠調動觀眾的情感共情和認知共情,因此一樣也不能將就,一項也不可湊合,以形成更高、更清晰、更可辨的性價比?唇陙硪恍├仙傧桃说摹案呦M”電影,如《你好,李煥英》《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等,其實它們大多在視覺和聽覺方面并無特別加持!赌愫茫顭ㄓⅰ芬驗橹鞔颉澳笎邸保汀昂霞覛g”牽手而爆棚;《我和我的祖國》系列因為頌揚愛國主義,與“國慶檔”合拍而出圈;《中國機長》因為再現生命體驗而驚艷……在這里,消費者得到的不僅是視聽覺的刺激驚愕,更借助文本在心理補償、宣泄情感、認知歷時和共時的諸多情境上得到了滿足,兌現了自己心目中的“高性價比”。
對于性價比,我們過去關注甚少,經濟學家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追求性價比,追求產品品質已經成為新中產最看重的消費內涵。”“高性價比的產品,才是年輕人最主要的消費需求!睂τ跋衿焚|的嚴苛與挑剔,成了這幾年主流大片崛起的基本要素,也成為市場冷熱的分水嶺。只有當我們的產品充滿想象力和創造性,兼有服務經濟和體驗經濟雙重刻度,向消費的縱深擴展,它的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才會完全呈現,電影的精品戰略也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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