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如何加強基礎研究成果轉化，推動產業變革？近日，市科委評出首批3位上海市技術帶頭人（技術轉移方向），他們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在他們看來，“十四五”時期，上海可加快培育高水平的專業化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并通過財政補貼等風險共擔機制，引導風投機構和企業投資轉化基礎研究成果。

成果轉化有兩個認識誤區

市科委人才工作處介紹，技術轉移人才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大力培養這支人才隊伍，市科委專門在“上海市學術技術帶頭人計劃”中開設技術轉移方向，旨在培育一批具有豐富經驗和創新能力的復合型、專業性人才，支持他們帶領團隊創新成果轉化機制與模式，促成更多的高價值成果轉化。今年共有27人申報這一人才項目，經過兩輪評審，3人脫穎而出，分別來自高校、醫院和技術轉移服務機構。

復旦大學科研院技術轉移中心主任仲實是高校代表。今年上半年，他帶領團隊促成了“在脊椎動物中作為遺傳操作和分析工具的piggyBac”專利的第4次普通許可，許可給杭州一家生物技術企業。2019年至2020年，這件中國發明專利和PCT（專利合作條約）專利已普通許可給兩家上海企業和一家南京企業，用于基因突變小鼠培育和新藥研發。

“這是一項基礎研究成果，2005年以封面文章形式發表在國際頂級期刊《細胞》上。”仲實說，“因為這項成果的前瞻性，當時的轉化要素和市場條件都不成熟，申請專利后14年里，一直沒有轉化，直到2019年才許可給企業實施。”這顯示了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的一個特點——轉化時間可能很長。“有些人認為專利申請后兩三年內不轉化，就是‘垃圾專利’。其實在生命科學、新材料等領域，我們對基礎研究成果轉化要有足夠的耐心。等到轉化環境成熟、市場需求明確時，會迎來原創技術的產業突破。”

在他看來，基礎研究成果轉化還有一個認識誤區——以“財務眼光”看待合同的到賬金額。生命科學和生物醫藥領域的專利許可，通常以高校院所和企業簽訂“里程碑”合同的方式實現，即先收取入門費，再根據轉化進程中的各個節點收取費用。一些合同的總金額高達上億元，但入門費與總合同金額相比往往比較低，導致短期內合同到賬率低。“我和審計人員討論過這個問題，結果誰都沒說服對方。”仲實告訴記者，“我覺得不能用財務眼光看這個問題，因為企業買下成果后，還要在后續研發上投入大量資金，入門費太高，會給后續轉化帶來很大風險和壓力，也會影響企業的研發積極性。”

建TTO平臺與高校院所對接

基礎研究成果轉化鏈上，有高校院所、企業和風投機構、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等多個主體，如何加強這些主體的交流合作？上海市技術帶頭人（技術轉移方向）、上海徐匯策源健康智能科技成果轉化發展中心主任于曉菁認為，要探索建立符合國情的科技成果轉化運營體系。目前看來，西方國家的TTO（技術轉移辦公室）模式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斯坦福大學等一些歐美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技術轉移辦公室有幾十名員工，提供知識產權、商務、法務等專業服務，但我國高校由于編制受限等原因，從事技術轉移服務的通常不超過5人。”

針對這種情況，于曉菁在市科委、徐匯區政府的支持下，帶領團隊創立了上海徐匯策源健康智能科技成果轉化發展中心這一民辦非企業單位，聯合一批投資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科技數據中心、科研評價機構和產業園運營方，建立“區域型TTO”平臺，通過成果入駐、轉化評價、運營策劃、產業落地4個步驟推動成果轉化。“我們把歐美高校的TTO搬到了校外，利用平臺集聚各方資源，同時與高校院所、醫院和企業對接。”于曉菁說。

仲實表示：“我們很希望和校外專業化服務機構合作，共同轉化復旦的基礎研究成果。合作的前提，是校外機構的專業服務能力一定要強。”

引導風投和企業投資轉化

如何提高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的專業能力？于曉菁認為，機構要轉化基礎研究成果，必須按科研領域進行細分，讓技術轉移人員深入了解某個領域，成為“半個專家”，這樣才能進入科學家的話語體系，與他們無障礙對話。在此基礎上，技術轉移人員結合自己的知識產權、商務談判等專業知識和技能，就有望把基礎研究成果推向市場。

以“區域型TTO”為例，這個平臺專注于生命健康和智能制造領域，了解到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亞珠團隊研發的相控“磁波刀”人工智能精準無創治療技術后，技術轉移人員憑借生命健康領域的積累與科研團隊深入交流，為他們提供知識產權評價、戰略規劃咨詢、商業模式設計、市場運營推廣等服務，并引入投資醫療器械的創瑞資本。如今，這個應用基礎研究項目已完成7400萬元B+輪融資，正在十多家醫院開展臨床試驗，有望成為腫瘤治療的國產“神器”。

仲實指出，基礎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應用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其實是緊密關聯的，但因為基礎研究具有前瞻性，往往離應用有較大距離，因此國內很多風投機構和企業不敢投、不愿投。尤其是國企在這方面缺少作為，與復旦科研院技術轉移中心合作的大多是科技型民營企業和外企，國企較少。

他建議，“十四五”時期，政府可通過政策支持、財政補貼等方式，引導風投機構和企業投資、轉化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基礎研究成果的風險比較大，在起步階段，政府支持可分擔部分風險，提升市場參與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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