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于7月15日正式實施。此次修訂是該法律自1996年頒布實施以來的首次全面修改。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在法律制度層面規范行政處罰行為，有利于解決行政處罰中設定權限不明確、處罰程序不規范導致的亂處罰、亂罰款現象，切實保護老百姓的合法權益。

為解決多頭執法、重復執法和執法力量分散等問題，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不僅新增“無過錯不罰”制度，并將行政處罰權下放到鄉鎮街道，還充實完善了行政處罰程序制度，被稱作是一部既有力度又有溫度的法律。

“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一大亮點是確立了‘無過錯不罰’的規定，將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從而實現行政處罰一般預防的功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馬允在接受人民網“強觀察”欄目采訪時表示，舊行政處罰法并未明確將“主觀過錯”作為行政處罰的構成要件，過去的理論和實務為此多堅持結果責任的立場。

“無過錯不罰”是當罰而免于處罰

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第33條規定：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

馬允認為，此處“主觀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心態。“不能僅因當事人在無故意、非明知的情形下，就直接認定其無過錯。”她舉例稱，如污水處理廠因進水超標導致出水超標，若污水處理廠由于未建設調節池導致無法及時啟動應急預案，或未能及時發現他人對該廠處理設施的損壞并予以修復，則應當認定其雖無故意，但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失。因此，這不屬于“沒有主觀過錯”，不宜一概適用“無過錯不罰”原則。

“‘沒有主觀過錯，不予行政處罰’并非因不違法而不應處罰，實際是當罰而免于處罰。”馬允強調，新法并未視主觀過錯為行政處罰的構成要件，所以無過錯的行為依然是違法行為，只能在責任層面予以免除處罰。

為何制定“無主觀過錯”原則？

“此前觀點認為，只要有違反行政法規范的行為發生，即可推定其存在主觀過錯，就應受到行政處罰。”馬允認為，其主要考量在于提升行政效率。雖然豁免執法機關在個案中考察相對人主觀過錯的義務確實提升了執法效率，但在違法行為日益復雜、當事人權利意識逐漸增強的當下，可能引發諸多爭議。

馬允表示，這一現象在環境執法、證券執法等類型的案件中尤其突出，執法不統一、“同案不同判”的情況時有發生，前述污水處理廠因進水超標導致出水超標是否應受行政處罰就是比較典型的案例。

“無過錯不罰”會增加行政違法行為的數量嗎？“我認為不會。”馬允表示，“無過錯不罰”確實會減少行政處罰的數量，但和違法行為數量的增減沒有必然聯系。在她看來，行政處罰的目的是懲戒和預防，因此單純看違法行為數量，不足以檢驗處罰法的實施效果。“反倒是包容審慎監管和以強調行政自主性為核心的處罰便宜主義的理念有利于執法機關集中優勢執法資源，提升執法效果，集中突破執法重難領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當事人，尤其是企業合規意識的提高，督促其自覺守法。”

當事人應為自己“無主觀過錯”舉證

對于當事人提出無過錯免罰的請求，行政機關應當如何判定？

“當事人應對自己沒有主觀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馬允表示，對行政機關來說，判定當事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難度較大，舉證責任的倒置有利于更大程度平衡行政公平和執法效率。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行政機關在案件調查中，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是否足以證明其‘沒有主觀過錯’，應結合其從業經歷、專業背景及是否盡到履行相關法律條款的義務來認定。”馬允表示，新條款實施后，需要執法人員對過錯認定進行更為細致的判斷，并對行政處罰的證明標準予以細化和統一，以應對相對人提出的無過錯免罰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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