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采訪上海出品電影《1921》的攝影指導曹郁時，他正在軟件上給新片《我和我的父輩》確定色彩和亮度條件，這是攝影師需要做的準備工作。在他看來，攝影師最重要的是給電影帶來一種氣質，正如每個人身上的一件外衣。他給《1921》披上的是一件清晰、活潑，有現代色彩的外衣，對于一部展現中國共產黨百年偉大征程起點的電影來說，這是個頗為大膽的創意。

　　當《1921》制片人任寧來找他做攝影指導時，曹郁感覺有一些意外，他擔心攝影的發揮空間不大。觸動他創作熱情的，是電影中的那些人都很年輕，“整個電影的色彩、質感都很年輕化。年輕，讓我可以把激情投射到他們身上，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攝影機參與表演

　　“青春感”是《1921》的一大特色，除了敘事和演員的選擇外，攝影也在這種氛圍營造上發揮了重要作用。“《1921》中有很多詩意的部分，并不是完全寫實。你可以看出那些場景大概的樣子，但是色彩、質感和光線是攝影發揮創造性的地方。”曹郁說。

　　《1921》使用了普通攝影機的最高清來拍攝，清晰到可以看出演員的細微表情和皮膚紋路。這種拍攝手法便于觀眾走入人物內心，正如影片監制、導演黃建新所追求的那樣，以主觀的視角，構建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在看過劇本之后，我們從攝影角度也希望能有心理感。”在拍一大會議的場景時，曹郁自己抱著攝影機上陣。一盞汽燈投射出強烈的光線，把所有人的影子映在墻上。巨大的影子像是人的潛意識，帶有某種心理暗示和象征性。

　　曹郁最喜歡黃軒飾演的李達去印刷廠把“百姓”改成“人民”的長鏡頭，“那特別符合我心目中‘1921’的感覺。”他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曹郁一直說，攝影機也要成為一個演員。

　　一大召開時，劉昊然飾演的劉仁靜和袁文康飾演的李漢俊爭論是否“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非常激烈的一場戲，那段戲是以一個鏡頭來拍攝的。曹郁坦言，開會是很難拍的。他和黃建新商量，讓攝影機在離演員很近的位置拍攝，主動參與到表演中。“它也是一個演員。”

　　拍攝時，曹郁抱著二三十斤的手持攝影機，在會場之中游走。“難點不在體能，而是節奏。在拍攝時，攝影機的一搖、一推，都要和演員的內心節奏吻合。”

　　每個人眼睛都是亮的

　　很多人來《1921》探班時驚奇地發現，演員面前是沒有燈的，這也是黃建新佩服曹郁的一點，他會通過復雜的布光系統來營造整個空間的燈光。

　　“我喜歡不干擾演員，一般會把燈放在演員注意不到的地方，但要保障場景漂亮、演員好看，需要很高的難度。”曹郁覺得，“這也是一種寫意的方式。我不喜歡工藝美術的方式，像繡花一樣，拍某個人，換個拍攝對象，就重新布光。我想要場景中每個人都合適的燈光，它也許不像繡花一樣每個細節都完美，但整體感覺更渾然一體。”

　　在現場拍攝時，燈光師手里其實藏了一個平板電腦大小的LED燈，用來照亮演員的眼睛。“我們非常注意演員的眼睛，現場永遠有這么一個燈。觀眾可以發現，每個人的眼睛都是亮的。”在曹郁看來，燈光和攝影機一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抽象化的情緒需要更多燈光來表現。比如在拍攝毛澤東見陳獨秀的一場戲時，外面是陰天，場景里只有天井和屋子中間有一條縫，曹郁用了非常強的光線照到人物后面，當毛澤東拿起《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時，整個人物都是亮的，那種內心燃起的希望感是通過光線營造出來的。

　　在老電影中，有敵暗我明等傳統拍攝方式，《1921》的現代感也體現在按照場景的整體情緒、氣氛來塑造光線。“以前主旋律影片更多是站在現在看過去，但《1921》的著眼點在1921年這些人的實時狀態。他們奔著一個目標去。也要用相同的處理方式，而不會用預知的暗示手法。這也給了攝影發揮創意的更多可能性。”

　　拍攝一大開完的場景時，南湖正在下雨，鏡頭可以寫實，但電影中特意設計了太陽出來。“光線是一種能量，象征著那些年輕人完成了一項偉大使命。攝影師在用光和氣氛在表演。”曹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