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座開放、包容的國際化都市，咖啡已經成為上海的文化名片之一。有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月，上海已經擁有近7000家咖啡館，超越東京、倫敦、紐約等成為了全球咖啡館最多的城市。

　　基于上海和咖啡文化、咖啡產業的淵源，上海咖啡文化周便應運而生。昨天下午，“因為咖啡，所以上海”上海咖啡文化周上海虹橋國家會展中心開幕。借此機會，晨報的直播活動邀請到了海派文獻研究工作者、閔行區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孫鶯，暢聊上海近代以來的咖啡文化史。

　　咖啡豆進口可追溯至1844年

　　對咖啡文化頗有研究的孫鶯新近出版了《近代上海咖啡地圖》與《咖啡文錄》，在查閱文獻的過程中發現了咖啡在上海的很多早期印記。

　　比如，關于咖啡何時正式以商業的形式進入上海，她就曾查閱到英國倫敦圖書館收藏的文獻。其中《OR7400各號驗貨》一冊就逐日記錄了道光24年一些商號的貨物進口清單。在當年5月18日的貨物進口記錄中，就有“枷榧豆5包，每包70斤；皮條3扎，每扎94斤”的字樣。這一記錄不僅提供了咖啡（coffee）的一個曾用譯名是“枷榧”,還明確了1844年上海已經有咖啡豆進口這一重要事實。

　　而人們不禁好奇，咖啡豆這么早進入了上海，那么上海第一家咖啡店是什么時候開的呢？

　　對于這一疑問，孫鶯表示，“在目前可考證的文獻里，上海第一家獨立咖啡館和今天的‘杏花樓’還有一段淵源”。

　　1851年，廣東人“勝仔”在上海虹口老大橋直街第三號門開設了一家夜宵店，雖小本經營，但所賣食點味道卻很正宗，生意很好，于是店面逐漸擴大。根據目前可查到的當時的廣告資料，這家店1876年12月改名為“生昌架啡館”，也就是“生昌咖啡館”。1877年12月改名為“生昌番菜館”，“番菜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西餐廳。1883年，“生昌號”遷至福州路，改名“杏花樓”。

　　“‘生昌咖啡館’的發現非常有意義，這是上海第一家獨立經營的咖啡館，而且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開的咖啡館。非常難得的是，這個‘杏花樓’的老字號至今還在，它見證了上海的整個近代史。”孫鶯特地強調了獨立咖啡店對于咖啡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在獨立咖啡館出現之前，很多咖啡消費場所都是內設在旅館、飯店內的，據目前可查證的最早資料顯示，內設咖啡室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始建于1846年的禮查飯店（現在的浦江飯店）。但只有專門經營的、有獨立門面的咖啡店出現，才說明了咖啡在上海開始真正意義上地發展起來了。

　　上海曾有不少咖啡街

　　據相關研究數據顯示，以南京路為核心，從外灘一直延伸至靜安寺的帶狀區域和以淮海中路為核心，并向南擴展至復興中路的連片聚集區域是目前上海咖啡館最多的地區。

　　孫鶯告訴記者，最早的咖啡街大概要數霞飛路（今為淮海路）、北四川路(今為四川北路)和霍山路了。“上海街頭的咖啡館數量激增，都與當時的戰爭有關。比如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國貴族流寓上海，他們在居住在霞飛路一帶，為了生存便開設了大量的咖啡館、俄羅斯餐館，如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館、DDS、文藝復興咖啡館都很著名。”

　　北四川路則匯聚了大量日本人開設的咖啡館、居酒屋等，魯迅當年在上海的時候就特別愛去那里的“公啡咖啡館”。僅1930年上半年，他在日記里寫到過一起喝咖啡的便有馮雪峰、柔石、韓侍桁等，而與左翼作家商討籌備成立左翼作家聯盟，更是多次在咖啡館里進行的。

　　只不過，人們因為公啡咖啡館位于日本咖啡館居多的街道，而且距離魯迅的日本朋友開的“內山書店”很近，就以為這家魯迅時常光顧的咖啡館也是日本人開的。孫鶯告訴記者，這是很多人的誤解，“公啡咖啡館”最初的老板其實是猶太人。當時虹口一帶聚集了許多因戰爭而僑居上海的猶太人，他們在那里開設了許多歐式店鋪、咖啡館。這里也因此被人們贊譽為“東方小維也納”，其中“白馬咖啡館”就坐落在附近。

　　獨特的時代背景下，以上海為中心的國人開始對咖啡這個舶來品有了認知，并逐漸接受和喜愛。文人雅士不斷光顧這里，又將書籍、飲食逐漸與咖啡文化結合，逐漸成為海派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