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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疫”2020,直面疫情大考下的社區之治

后疫情時代,社區“溫度”如何延續?

王文娟

2020年06月01日17:16  來源:人民網-上海頻道
 

編者按: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國400多萬名社區工作者堅守一線,在65萬個城鄉社區從事著疫情監測、出入管理、宣傳教育、環境整治、困難幫扶等工作。對于上海這樣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會治理工作如何從疫情防控中積累經驗、整合資源,從而推動社區工作的全面進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數據能否成為治理能力?未來如何做社會動員?鄰里守望可持續嗎?……自6月1日起,上海新聞廣播《市民與社會》欄目攜手人民網上海頻道、上海大調研、上觀思想匯等媒體推出系列節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區之治大討論,“面對突發事件”,五里橋、花木、虹橋、天平街道和吳涇鎮率先交出答卷,為未來社區治理提供新方法。

 

五里橋街道,是上海市中心典型的高密度居住型社區。既有“弄堂迷宮”也有高端住宅。四通八達的弄堂里,誰來了?誰走了?很難知道,因為流動性太大。而高端住宅區,進入需要三道電子門卡、人車分流、電梯分類,社區工作者很難進入。

進不去的門進去了,以后還進的去嗎?

疫情來了,如何與居民建立良好的溝通關系,有效推進社區防疫工作的展開?

討論現場,五里橋街道鐵一居民區書記徐瑋捷說:“我負責的小區是臨濱江的高檔社區,小區有特別嚴的門禁系統,進小區首先門外要刷卡、進樓道要刷卡、進樓層要刷卡,經過‘三重卡’之后才能和居民聯系上。”

而通過此次疫情,徐瑋捷說,“我與該小區的60戶人家建立了聯系,“這里境外返滬居民不少,我們將他們平安接回家,在隔離期內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提供酒精等防護用品,同時緩解其焦慮情緒和心理壓力”。

 

這樣不僅打開了“房門”,更打開了居委會與居民之間的“心門”,有接受過幫助的居民向居委會捐贈了三大盒消毒濕巾,他說,“不知道以后的路多長,希望你們平平安安,和我們一起共渡難關”。

社區里熟悉的陌生人,除了居民,還有這里的商戶和企業主。疫情期間,種種聯絡,將他們系在了一起。水果攤老板馮永,曾是一名從不和社區打交道的個體戶,但此次疫情中,生意遭受嚴重打擊的他卻主動聯系街道,捐款1萬元用于防疫。

談及這個愛心舉動, 馮永總是沉默不語,城管執法人員倪俊靖告訴大家,馮永的商鋪曾遭受火災,當時,他兒子所在的黃浦區教育學院附屬中山學校為他捐款7000余元,這讓馮永非常感動。因此,這次疫情到來的時候,馮永毫不猶豫將曾經得到過的惠助回饋給了社區。

名盛苑業委會主任趙俊還說:“小區里有一棟樓,最多同時有5戶人家在隔離。他們的取快遞、倒垃圾基本都是對門或者樓上樓下的鄰居們做的。甚至有以前對整個小區非常不滿的業主,這次也加入到為居民隔離家庭服務的志愿行動中來。”

“等疫情過了,鄰里之間還會拿快遞嗎?” “疫情期間是有求于社區,疫情過后呢,會不會又變回原樣?”五里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阮俊說:“關鍵就是我們要有共同目標。疫情期間,‘把疫情控制住,保衛自己的家園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安全’就是我們的共同目標。不管我們政府、社區還是我們的居民,都有這樣的共同目標,所以我們走到了一起。哪怕他有意見,在本著共同目標去的過程中也暫時擱置了。”

社區“溫度”如何延續,共同目標是什么?

疫情過后,社區與居民之間的共同目標又是什么?脫離了“防疫”這個大前提,此前建立起來的社會鏈接還能維系嗎?群防群控機制又該如何轉化為常態化的社會動員和公眾參與機制?

阮俊提出:“我們的共同目標其實是一樣的,在社區來講,就是安全、健康、有序、整潔、和諧,這是大家的共同目標。”

“社區共同目標的背后,其實是大家對基層政府共同的需求。回顧疫情防控最吃勁的階段。小區里原來敲不開的門敲開了,說明居民群眾對安全感的需求與社區當時提供的公共服務、進行的社區管理是高度契合的。”

五里橋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王小尚說:“這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必須充分掌握居民群眾的真實需求,通過我們溝通、對話的渠道,了解他們各個層次的需求,分析、甄別,在我們基層政府充分理解轄區居民的需求之后,再來根據需求提供社區公共服務和產品,這樣我覺得我們就能走到一起去。”

 

“伴隨城市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社會結構分化很大,需求分化也很大,很多時候基層政府只能盡量去滿足需求的最大公約數,找到最重要、最緊迫的那一項。”上海大學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教授黃曉春指出,回應需求是特別復雜的問題,這是上海基層政府邁向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時面臨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戰。而正因如此,居民自治更凸顯其重要價值。

“今后的需求是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而且有的需求相互矛盾。其實五里橋街道本身就有很好的辦法——‘三會’制度,我們讓居民自己討論。基層街道和居委會就是搭平臺、建機制,然后做服務。” 阮俊說道。不過,搭平臺并不容易。桑城居委會主任張旻靜坦言,居民協商時也會出現“吵成一鍋粥”的情況,“其實這是很正常的”。她指出,居委會搭平臺之前,必須事先走訪居民、了解民意,把居民自治議題進行集中和梳理,然后在適當的時機為居民議事搭建平臺。

如何搭建公共空間,找回社區這個“家”?

而通過此次疫情應運而生的社區治理新方法,又有哪些是可復制可推廣的呢?黃曉春教授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間,居民們因自身安全的需求找到社區,原本是一個私人性的問題,但由于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相互作用,所以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

 

“在我們今天的討論中,許許多多的故事從不同的側面講到了公共空間的形成,比如一些陌生人,甚至可能這輩子不會有交集的人突然建立起聯系和依賴。”黃曉春認為,未來在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化大都市中,讓所有人親如一家人一樣很難,但由于公共空間的出現,很多陌生的關系開始發生了連接,于是,一些重新的社會關系就建立起來了,相互的依賴建立起來了。

“志愿組織和社區組織等自發社群的出現,更進一步穩固了公共空間——而這正是疫情過去后,我們能夠延續下來的一般性的機制。” 黃曉春說:“今年年初,澎湃研究所做了一項抽樣調查,參加過志愿活動的人對于社區更有認同感,你越參與小區的自我組織,越對各級抗疫部門有信心。”

黃曉春還認為,這次戰疫,信息化成為重要的溝通渠道,比如很多人提到的“群”,各種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網上進行交流,這樣解決了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在五里橋,在其他街道,在特大城市的不同地區,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方法來重建公共性。我們可以依托三會制度等居民自治制度和平臺,讓各種人群有表達自己的渠道,讓不同的利益碰撞,不同的聲音交織……最后完成基于現代公民的社區認同和公共性基礎上的文化重建。”

“我相信已經播下了愛的種子,就不會迷失愛的方向。我們把心理意義上的‘家’重新找回來了。” 黃曉春說:“我想,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正是上海這座特大城市未來重要的競爭基礎,因為這里有來自基層的社會治理的支撐體系,并且居民是安全、被認同、被尊重的,這樣才能更好地推動城市治理。”(圖片均由上海新聞廣播提供)

(責編:王文娟、軒召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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